一个人要有成就,总得有一种动力推动他不断奋发进取。对此,当代儒学大家、哲学大家梁漱溟先生在自我定位时说:“与其说我是学问中人,不如说我是问题中人。”
梁先生出生于晚清,一生专注于研究学问,到晚年,学问人生臻于化境。他在1984年出版的《人心与人生》一书中说:“我始未尝有意乎讲求学问,而只不过是生来好用心思;假如说我今天亦有些学问的话,那都是近六七十年间从好用心思而误打误撞出来的。”
梁漱溟
梁先生的“好用心思”,都用在哪些方面呢?梁先生说:“我自十四岁进入中学之后,便有一股向上之心驱使我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社会问题亦即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这两个问题相互关联……对人生问题之追求,使我出入于西洋哲学、印度哲学、中国周秦宋明诸学派间,而至后来被人看作是哲学家。对社会问题之追求,使我投身于中国社会改造运动,乃至加入过革命组织(指京津同盟会)。总论我一生八十余年(指十四岁以后)的主要精力心机,无非都用在这两个问题上。”
梁先生非常明确地表示,自己的人生动力就是“问题驱动”。对真问题的认真求解,自然会出真学问。梁漱溟先生任教北大,就是一个“问题驱动”的结果。梁先生只有中学学历,他去北大的目的,是为了求学。但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在接谈之后,觉得梁先生对印度哲学的研究非常深入且有见解,完全具备来北大做教师的水平。梁先生研究印度哲学,原本不是为了研究学问,而是对人生的深刻困惑,驱使他去寻求答案,在追寻印度哲学的过程中,得到了一些精神的解脱,并收获了学问。蔡先生提出梁先生来北大任教,梁先生觉得自己仅有中学学历,来大学任教实不敢当。蔡先生爱才心切,就说:“您就当来北大和我们一起学习研究印度哲学吧。”这下梁先生就不好推辞了。
到北大任教后,梁先生根据自己对印度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写就一篇长文,印成一本小册子,置于北大图书馆的签到处,供人取阅和交流。学贯中西、眼睛朝上的学界怪才辜鸿铭见到梁先生关于印度哲学的小册子后,慨然赞许:“有心人哉。”
对于梁先生的“好用心思”和“误打误撞”,费孝通先生给予极其高度的评价。在1987年的北京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费孝通先生说:“几句简单的心里话,正道出了一条做学问的正确道路。做学问其实就是对生活中发生的问题,问个为什么,然后抓住问题不放,追根究底,不断用心思。用心思就是思想。做学问的目的不在其他,不单是为生活,不是为名利,只在自己不明白的事,要找个究竟。宇宙无边,世海无边,越用心思追根,便越问越深,不断深入,没有止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