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时期的纪律建设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以毛泽东、朱德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在艰苦卓绝的井冈山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以铁一般的纪律锻造铁一般的革命队伍，成功粉碎敌人军事“会剿”和经济封锁，取得了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伟大胜利。纵观这段历史，正是共产党人坚持强化纪律监督，严惩违纪行为，当好清廉表率，打造了一支听党指挥、纪律严明、能打胜仗的工农红军，取得了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进而唤起工农千百万，从而将井冈山的星星之火燃遍全中国。

        成立士兵委员会 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就什么是井冈山精神，有过一次意味深长的对话。他说：“在井冈山时期，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 1927年9月29日，秋收起义部队来到永新县的三湾村，针对当时部队存在的编制不健全、官兵思想混乱、残存军阀主义习气严重等问题，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全面整顿，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三湾改编”除了整编部队、“支部建在连上”等重要内容外，还有一项创举就是在部队中实行民主制度，建立新型的官兵关系，在连以上设立士兵委员会，每连推选产生1名主席、7至9名士兵委员会执行委员。士兵委员会是加强监督、实现民主、维护纪律的一个有效组织形式，士兵委员会的任务和职责是五项：参加军队管理、维持红军纪律、监督军队经济、作群众运动、作士兵政治教育。它在扩大军队民主、反对军阀主义，克服官僚主义，密切党与士兵关系的同时，对维持部队纪律、提高红军声誉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谭冠三中将回忆说：“士兵委员会可以保证上级命令的执行，检查军队纪律执行的情况……教育士兵由不自觉到自觉地遵守各种纪律，克服各种错误思想。原先在个别地方也有搜俘虏腰包的，士兵委员会就对大家进行教育。通过教育，士兵们慢慢克服了搜腰包发洋财的不良现象。”

       士兵委员会除对违反群众纪律的行为进行制止外，对违反军人纪律的行为也会进行干涉。红三十二团战士左盘生、刘良益回忆：“有一次，他们连士兵委员发现连长徐彦刚与一些干部赌钱，便将情况报告军士兵委员会主任陈毅。陈毅对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指出其错误的危害性。徐彦刚主动请求组织处分。陈毅见他认识到错误，但考虑要以此教育全连官兵，趁着湘赣边界‘一大’召开之际，罚徐彦刚为大会站岗三天。此事在当时反响很大，对整个四军作风整顿起了很大作用。”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在井冈山地区流传着歌颂红军的歌谣：“红军纪律真严明，行动听命令；爱护老百姓，到处受欢迎；遇事问群众，买卖讲公平；群众的利益，不损半毫分。”朱德后来在回忆中说：“在井冈山时候，被敌人一直追了一二千里路，敌人一个也未消灭我们，反被我们消灭了很多，原因就是纪律好！过年时老百姓都跑了，部队几天没吃饭，吃了老百姓的东西，第二次回来，都算了账，还了钱。老百姓说：‘这个队伍真了不得！’红军的招牌一下就响了。” 井冈山斗争时期，党和红军坚持把纪律建设摆在首要位置，针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不断制定和完善政治、组织、群众纪律。 1927年10月24日，在荆竹山的“雷打石”前，毛泽东简略地介绍了去井冈山建立根据地的情况，要求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并正式宣布了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筹款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这一规定，就使工农革命军与国民党军阀部队的作风形成了鲜明对照。 1928年1月，部队来到遂川县城，由于分散活动，纪律方面出现了一些情况。如：有的战士借了老百姓的门板和稻草没有主动归还；在许多同样的门板中，又往往弄错。这些，引起了群众的不满。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和警觉，为了维护群众的利益，有针对性地对部队进行纪律教育，1月20日，毛泽东在遂川县城李家坪，召开了全体革命军指战员大会，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六项注意”：一、还门板；二、捆稻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不拉夫，请来夫子要给钱；六、不打人，不骂人。并要求部队每到一地，都检查“六项注意”执行情况，做到对群众秋毫无犯。纪律公布后在实践中不断出现新的问题。对此，毛泽东及时进行了修改。如“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有人钻空子拿群众的鸡鸭蛋，就改成“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在“还门板”的问题上，有时会发生还错的情况，把“还”改成“上”字，即“上门板”，等等。 1928年4月3日，毛泽东在湖南省桂东县的沙田村把修改后的“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合在一起正式向部队进行了颁布：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从此成为人民军队的基本守则，并逐渐发展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作为一个完整的纪律体系，从制度上严明了部队的纪律，有效克服了军队内部的纪律观念淡漠、流寇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错误思想，形成了军民一致、秋毫无犯的新型军民关系，对于团结人民群众和瓦解敌军，都起了重大作用。执行“铁的纪律”。

         1927年11月，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在团长陈皓的率领下攻占了茶陵县城。按理，陈皓打下茶陵后，应该去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真正的红色政权。但他只是象征性地组织了一个茶陵县人民委员会，仍像旧政权一样向群众派捐派款。自己则与副团长徐庶等人花天酒地过起腐化堕落的生活。这种玷污军誉、违背军纪的行为，为党和工农革命军所不容。一营党代表宛希先向前委书记毛泽东写信报告该情况，因脚疾未随部队行动的毛泽东收到宛希先的信后，回信要求“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成立工农兵政府”。22日，新的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茶陵县人民委员会被撤销。陈皓一伙不但不思悔改，反而图谋叛变。毛泽东不顾脚疾，连夜赶至湖口，截住了被陈皓挟持前往攸县方向的部队，逮捕了陈皓、徐庶等叛徒，将部队带回了宁冈龙市。在龙市的河东沙滩上，毛泽东组织召开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全体军人大会，公审并处决陈皓等叛徒，并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井冈山斗争时期，对腐化现象和腐化分子，党和红军都坚决进行惩处，增强了党的凝聚力，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树立党和红军在群众中的良好形象和崇高威信。《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明确提出：“‘铁的纪律’为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精神，只有如此，才能抑止党走向非无产阶级的道路。消灭机会主义分子，洗刷不斗争的腐化分子，只有如此，才能集中革命先进分子的力量在党的周围，使党壁堡森严、步伐整齐的成为强健的斗争组织……” 宁冈县坝上乡工农兵政府主席李某，伙同秘书各贪污公款 20 块银元；古城区长溪乡工农兵政府军事委员、乡赤卫队队长谢某对关押的土豪女眷行为不轨，民愤极大。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在查实案件后，立即撤消了这两个腐败分子的职务，向群众公布他们的丑行。这些，使根据地群众看到了共产党和红军惩治腐败的决心，使党政军各级工作人员警钟长鸣。八角楼的灯光与朱德的扁担当年，井冈山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加上国民党军队的反复进攻和严密封锁，井冈山军民遭受的经济困难是空前未有的。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写道：“现在全军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还缺少布。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粮食不够，就用红米饭、南瓜代替，有时还要靠野菜充饥。没有被子，就盖稻草。同时，盐、药品等日用必需品极缺，有时真是到了极度。在如此困苦的条件下，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渡过困难和危机，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同志以身作则，勤俭节约，自力更生，军民一心、官兵一致，开展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生产自救和反经济封锁的斗争。没有饭吃，毛泽东就和战士们一起吃野菜，还风趣地说“野菜很苦，但有丰富的政治营养”。为了节约用油，毛泽东在一根灯芯的昏暗油灯下彻夜笔耕，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等光辉著作。为了打破敌人的“会剿”，储备充足的粮食，朱德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与战士们一起挑粮。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八角楼的灯光》《朱德的扁担》的故事。不但毛泽东、朱德是遵守纪律的典范，根据地其他党政领导也自觉看齐，严格遵守纪律。余贲民从秋收起义前的一位师长到上井冈山后担任只有几个工人的被服厂厂长，毫无怨言。当被服厂第一批棉衣出厂时，后方留守处主任邓允庭考虑到余贲民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劝他留下一套，但余贲民坚辞不受，全部送到基层士兵的手里。后来，余贲民出任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财政部长兼红四军军部财务总管。红军打土豪收缴的钱财，统一由财政部管理调配，而那些金条、金砖、金镯、金戒指等，都由余贲民亲自保管。可这位“财神爷”连一双6角钱的雨鞋都舍不得买，一年到头都穿着自己编织的草鞋。杨至诚上将后来回忆说：“我们在井冈山的岁月中，从毛党代表、朱军长起，官兵的生活都是一样的，每天吃的是南瓜和红米，有时红米都吃不上，只吃到南瓜，每人每天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菜钱，有时连油盐都吃不上……但是同志们对于井冈山的艰苦斗争是有信心的，我们的心情都是很愉快的。” 纵观井冈山斗争历史，正是当年一代共产党人始终坚持挺纪在前，强化纪律监督，严惩违纪行为，当好清廉表率，打造了一支听党指挥、纪律严明、能打胜仗的工农红军，取得了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进而唤起工农千百万，从而将井冈山的星星之火燃遍全中国。